三年大饥荒期间，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病：看起来挺胖的一个人，却衰弱得连路都走不动，手指往腿上一按，深深的一个凹陷，许久不能恢复，这就是当时著名的常见病：“浮肿病”。

 我们当时是大城市居民，国家还是特别“照顾”的，到医院开出“浮肿病”证明，就可以领到几张草纸油印的“票”，凭此领取一定数量的“代食品”，据说这还是来自兄弟省的支援呢。

 代食品是什么？就是干燥的地瓜蔓经机械粉碎后压成的薄饼状物，浸泡软化后煮开，就可以果腹了，味道苦涩，粗糙难咽，有条件的撒上一把玉米面，就是好饭。这东西但凡吃过一次，必定终生难忘，以致后来下乡，每逢喂牲口时，就想起当年享受的这种“照顾”。

 我们全家都“有幸”得过这种“时尚病”，妈妈是第一个。医院证明出来后，“代食品”领回来了，还有可以购买两斤海鱼的“优待票”，没有舍得用，派我拿到鞍山二路“自由市场”卖掉了，这卖“鱼票”的钱，可以买几斤地瓜叶。那个自发形成的“自由市场”非常红火，“投机倒把分子”们串来串去，口里像唱歌一样念叨：粮票~油票~布票~丝绸毛料票，鱼票~肉票~烟票~肥皂火柴票……除了咸盐，什么都得票，都在这里私下交流。还有卖熟花生米的，大衣口袋一边装花生米一边装钱，一毛钱十粒，左袋塞钱，右袋“出货”，来了市场管理就跑。后来涨价到一毛钱八粒。（文革期间的“市革委主任”杨某，人称“杨八粒”，就是讥讽他曾经倒卖过花生米的“投机倒把行为”。）那时候，我们家的人均月收入是4元钱。

 即便是如此难吃的“代食品”也数量有限，还是没的吃，有一天，邻居大婶很神秘地告诉妈妈，她发现郊区村边有可食之物，应该比“代食品”好吃，但必须夜里去“偷”，因为白天人家肯定不让拿。一天夜里，院里一群大妈们每人背回来一大捆“比代食品好吃”的东西，灯下一看，原来是人家农民用来烧火的干茄子秸。妈妈连夜忙活，把树枝一样的茄子秸弄成一段段的，放进大盆里浸泡起来。第二天，再从泡软了的茄子秸段上剥下“茄树皮”，剁碎了下锅煮熟，虽然还是像吃草一样，但是味道确实比那“代食品”好一点点。过了几天，大妈们再去，没有了，不知是被同样聪明的大妈们“偷”光了，还是被草垛的主人发现了利用价值，郊区农民日子更加凄惨。

 后来上中学时，班级组织“忆苦思甜”大会：忆旧社会的苦，思新社会的甜。军队干部子弟出身的团支部书记带头发言，说他去郊区一个叫“小寨子村”劳动时，听贫下中农讲，那三年村里饿死了多少多少人，全班同学哄堂大笑，——他把那三年当成旧社会了。搞得主持忆苦的政治老师恼羞成怒，厉声训斥同学：笑什么？一点阶级感情都没有！

 那三年的真相正逐渐被揭开，到底有多少人得过“浮肿病”？究竟有多少人没有熬过来？具体数字会出来的，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国家有责任把这一段历史事实向公众澄清。现在不是还有人认为那是造谣吗？确实，从理论上讲，劳动人民好不容易“翻身得解放”了，不会再把自己饿死，可现实好像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，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了——几亿人患上“浮肿病”，几千万人消失在“人民当家作主”的幸福岁月里。

 据官方资料透露，当年我们山东的一些“代食品”，竟是安徽政府“无私”援助的，而安徽人民的“浮肿病”一点也不比山东少，真让山东人民欠情。还有资料透露，当年我们的援外大米照样流向兄弟社会主义国家，可兄弟国家人民知道我们吃“代食品”还得医生开票吗？他们知道这些大米里渗着多少中国人的生命吗？他们知道欠了我们党多大“人情”吗？帝国主义倒是想白给点“真食品”，可我们党不要，“廉者不受嗟来之食”，有骨气，不欠他们的情，不就是死点人吗，还省了计划生育呢！

 那永远难忘的浮肿病和“代食品”——其实那就是真正的牲口饲料。